香港學運領袖拜會柯P一致好評
( 楊月清報導 )
林保華、楊月清夫婦陪同香港學運領袖張秀賢、羅冠聰、鍾禮謙一同拜會台北市長柯文哲！
林保華説:我們與3位香港同學拜會柯P。柯P問他們所學系科，關心他們的功課好不好，說搞運動也要搞好功課，首先要成為一個專業人士，再來實現運動的目標。柯P尤其希望他們加強心智的鍛煉。他說，到中國去，看到那些官僚，從美國讀書回來，怎麼還是那個樣子，很不理解，難道就因為是政治立場嗎？不過人家反問他，你們的馬英九不也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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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説明:
1-3 香港三位學運領袖來到台北市政府拜會市長柯文哲並做親切交談，
獲益良多！！
4- 由政論家林保華楊月清夫婦陪同, 柯市長接見了三位香港學運領袖,
左起張秀賢、羅冠聰、鍾禮謙, 拜會柯P市長，暢談精神、思想、文化、心智……，一見如故！三位優秀的香港精英稱讚柯P真誠平實，對柯P極有好感！
5- 鍾禮謙致送學民思潮書册給市長
6- 2個月前出席過市府音樂會的張秀賢, 是再度和市長結緣了!
7- 林保華、楊月清夫婦台北市政府拜會市長柯文哲,
市長辛苦了，一切祝福！
8- 3位香港學運領袖出現在立法院被太陽花學生佔領了40天的議場外,
真是别具意義的一張相!
9- 7/22 出席全台反課綱同學包圍教育部之役
10- 在台北吃鐵板燒, 3人輕鬆愉快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感謝市府提供相片2-5 & 7, 1/8/9 楊月清拍
多謝參觀, 天祐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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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國教與台灣反課綱的比較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學民思潮前發言人
張秀賢
台灣政府教育部於今年2月時，提出修改高中必修的「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遭到不少高中師生和公民團體的大力反對。簡單來說，整個反課綱運動主要集中於課綱改動內容不當和課綱修改程序公正兩個問題。反課綱微調的事件發展和民間反應，跟三年前在香港發生的反國教運動差不多。因此，這裡將會將兩場運動作比較，分析反課綱微調運動應該以甚麼目標和策略持續下去，達到最終的目標。
背景資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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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歷史課綱微調 | 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
| 科目性質 | 高中必修科 | 小學和初中必修科 |
| 課程編定專責小組 | 高中課程綱要專案小組 | 課程發展議會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 |
| 小組人員背景 | 高中老師、中國歷史統派學者 | 親建制學者、中學和小學老師、校長代表 |
| 有沒有民選代表？ | 沒有 | 沒有 |
| 有沒有學生代表？ | 沒有 | 沒有 |
| 出現的改動 | 重新加入中國歷史和文化因素，削減台灣史部分 | 增加中國國民教育的成份，教授中國文化和愛國教育 |
| 改動原因 | 增加以中國角度撰寫的課程內容，減少使用台灣角度 | 增強香港學生對中國（祖國）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兩年前香港政府強行推動國教科，還是馬英九政府大力鼓吹微調課綱，其實都有兩項相同類似的特點，一是推動「中國化」，以認識中國國情為目標；二就是以不民主方式推動課程的改動，欠缺教育界各相關代表的意見參與。以台灣歷史課綱微調與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兩件事作比較，亦可以真正了解到在課程編定的目標和過程的問題，訂立相對應的抗爭目標。
從香港國民教育的發展看課程國族化的根本問題
本身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以後，港英政府在小學與中學設立的公民教育課種已逐漸「中國化」，逐步加入國民教育（即愛國教育）的元素。當時教育部門所採用的是滲透式教育方針，以軟性的手法推動新一代國民身份認同。我在2000年升讀小學，2012年在高中畢業，是這種軟性愛國教育下成長的一代。要了解香港公民教育與國民教育的發展，就要先從香港政治發展與公民教育的歷史關係說起。
在港英時期，香港整套教育制度在國共劇烈對立的背景下，課程變得去政治化，避免共產主義透過課堂流入大部分的學校外，亦可以保障到殖民政府的政權穩定。然而，在七十年代末開始，香港社會開始關心九七後的前途問題，因此逐步投入爭取民主的行列，這對港英政府造成相當的政治壓力。於1984年，中英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隨後港英政府公佈《代議政制白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令香港逐漸民主化。當時政府因應政制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因而開始推動公民教育課程的發展，鼓勵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到了1996年，港英政府推出新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讓學生從個人到家庭、地區、本地社會、民族國家，擴展至世界層面不同的公民身分和責任，同時加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與法治精神等現代公民的民主特質及其相關元素，強調學生需要具備批判思考能力。課程由完全去政治化變得政治化，一反過往「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的常態。當年，新華社及港澳辦等中方機構均不滿當年改動後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認為香港教育制度應加強愛國教育的成份，而此說則埋下加強國民教育的伏線。
1997年主權移交以後，「解殖」成為特區政府重要任務，政府大力推動母語教學政策，打算將所有中學轉用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但礙於太多反對意見，仍然保留100間英文中學。後來，政府進一步推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以及推動國民教育。2001年，課程發展議會公佈《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課程發展路向》，將「認識國民身份」列為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學習宗旨之一，並增加當時的中小學公民教育、小學常識課等課程國民教育的元素，加強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的認識，以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自此以後，政府投放不少資源至國民教育方面，中小學派出一些學生到受政府資助的親建制組織學習升旗禮的儀式，以便在學校進行升旗禮。另外，不少中小學亦開始建立與大陸中小學的聯絡，成為姊妹學校，讓兩地的學生交流。同時，政府對國民教育的撥款不斷增加，令不少廉價交流團出現，而這些交流團待遇非常好，甚至可以與地區幹部會面，無疑令國民教育的成效更大。在這些措施發揮成效之時，再加上北京奧運等國際盛事的效應和汶川地震的災情影響下，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水平在2008年創出歷史新高，但隨住同年的毒奶事件和翌年劉曉波被囚而急轉直下。
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感持續下降，加上2010年反高鐵運動當中，不少都是「八十後」等年輕人，因此北京政府促使香港政府和親建制陣營需要加強國民教育和青年工作，令年輕人成為「愛國愛港」的新力量。在此背景之下，香港政府於2011年就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成為中小學必修科目進行公眾諮詢，當時不少學生和教育團體均反對這個改動。2012年5月，政府公佈有關報告，決定同年9月將會在初中和小學將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推動成為必修科。學生團體學民思潮當時仍是極力反對國民教育變成必修科，因此舉辦了聯署和遊行以喚起公眾的關注。到了梁振英上任的時候，「國民教育」被塑造成梁振英四大政治任務之一，政府資助、親建制教育團體出版的高中通識科教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受到各方大力抨擊，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逐漸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隨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成立，以及包括全香港最大型工會教育工作者協會在內組成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令整個反國教陣營逐漸在民意戰佔上風。同年8月尾至9月初，學民思潮發動佔領公民廣場（即政府總部東翼），學生、家長、老師絕食令整個運動急速升溫，最後香港政府宣佈擱置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時至今天，國民教育仍然存在於香港教育制度之內，但無法以必修科的姿態出現於中小學課程之中。
國民教育在國際的教育制度之中並不是必要一環，世界上大多數的地區只是要求學生必修公民教育，學習如何成為良好的社會公民，而不強求學生必須擁有國族認同。身份認同並不只是單憑教育而培養出來，更多的是透過政府給予市民的公民參與渠道、權利和福利保障，才可以建立出市民對地區或國家的認同。然而，中國的歷史發展對於個體權利並不重視，反而將統治焦點放至如何維護政權穩定，追求良好統治之中，在這種史觀下，國民教育的功用也只是成為政治工具，助長對政權的依從而非培育具批判能力的社會公民。台灣現時歷史課綱加入不少「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的因素，主要論述其實跟過往中國現時以中華民族為表徵，實為漢族中心的民族觀非常類似。因此，國文和歷史科課綱的改動若滲入政治因素考慮在內，對台灣教育制度和下一代實在弊多於利。台灣的任何課程課綱微調，都應以香港國民教育為借鑒，審慎地思考背後的政治計算。
本土化後再難回頭!
在本土化的議題之上，香港比台灣走得慢，皆因台灣的本土意識早於日治時期，因需要對抗日本文化侵入而出現；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則在1967年暴動以後，港英政府舉辦香港節、清潔香港等活動，才慢慢建立香港人這個身份，經過八十年代的本土民主化浪潮及九七以後香港實行港人治港的制度後，當家作主的意識更深入香港人的生活之中，促使香港的本土意識發展更為蓬勃。相比香港，台灣的本土論述和意識更為紮實，全因台灣的解殖和本土民主運動的歷史非常悠久，因此透過建立本土意識以確立台灣人的身份，抵抗任何外來的文化和政治入侵。在國文和歷史科教授本土文化和歷史，有助台灣新一代對自己地方的認識，增進對本土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每個地方都有其本土的文化和身份認同，即使在大陸方面，城市如上海、北京都有其獨特的自家文化和語言系統。然而，在國家機器和政策之下，不少地方的獨有文化瀕臨失傳邊緣。因此，利用教育制度以承傳本土文化可以有助保護本土文化，台灣政府亦不必對國文科利用台灣題材，或者歷史科教授台灣本身的各方面歷史存有恐懼。反而，若墮進中國傳統的史觀以教授歷史科的話，反而令下一代對歷史的批判能力下降，亦只是徒添政治爭拗。
再者，台灣所經歷的本土化浪潮已經有百多年歷史，台灣新生代捍衛本土文化，藉課綱微調課題以反映對台灣本土歷史和文化的愛護已是理所當然之舉。他們對於「中華民國」的想法和態度，跟上一輩人已經大不相同。若再將「中國大陸」、「中華民族」這些對新一代冷冰冰的字眼放進課程之中，學生亦只會對此反感，倒令科目學習成效大幅下降。
如何面對中國這個強國
不論香港還是台灣，其實都面臨住同一課題，就是如何面對中國這個逐漸強大但政治、文化大大不同的國家。當然，完全拒絕認識中國是我們可有的權利，但這也不代表中國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然而，認識中國地理、文化等也只是認識文化中國的部分，對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毫不認識，這樣的學習也停留於片面認識，未能認識中國的全面狀況。
在現時的政治狀況下，台灣新生代以至社會整體，好像只能選擇完全排拒中國，又或是完全奉承中國，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現實層面上，不論台灣或是香港，我們均需要認識中國，例如認識其經濟發展模式、近代政治演變，以至其人權狀況和外交方針，才能明白到中國是一個怎麼樣的政體。
面對中國這個強權至上的國家，台灣人和香港人對其挑戰和影響均應該顯得不亢不卑，否則不可能在中國因素之下走出自己的道路，尋找一套有助本土發展的出路。
爭取民主監管才有充分保障
這次反課綱微調議題最重要的，固然是要求馬英九政府停止在未經廣泛討論和支持下，強行推動課綱微調。然而，這並不足夠，更需要的是爭取一個容讓民選學生代表加入和參與的課綱修訂制度，讓整個課綱改動過程有民主參與和監督的精神，亦可防止一些政治考慮導致課綱修改的可能性出現。
在英國，當地的青年議會二百多名成員均是由當地超過五百萬的11-18歲市民選出，他們有權力可就國家的青年政策、社區設施和課程綱要進行討論，並提出建議。他們就曾經在議會內討論公民教育的課綱，並制訂建議獲教育部門接納。既然現在高中生已經懂得串連不同學校進行反課綱的組織，台灣政府何不順應民意，回應他們的訴求之餘，設立長期的架構讓他們就教育和青年議題提出意見和建議，令他們可以在公共討論當中充權？同時，高中生亦應思考在將來如何能夠有效地監督現時所實行的課綱修訂制度，以防一些有毒的教材或修訂滲進教育制度當中，毒害台灣新一代？
小心處理課綱的政治意義
教育制度是每個國家、地區的重要支柱，課綱作為課程當中的重要規劃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不論是那個人物、政黨執政，亦應小心處理當中的政治意義，和其帶出的政治信息。現時的高中生獨立思考能力相當強，若政治人物無法在課綱改動中得到老師和同學的廣泛支持，不單會造成更大型的社會運動，甚至會牽連到政治人物和政黨的形象。
(摘自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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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簡介:
張秀賢: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生，曾任學民思潮前發言人
(2012-2013)、學聯前常委(2014-2015)、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
長(2014-2015)，現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副主席，為反國教運動和雨
傘運動主力之一，評論文章見於《蘋果日報》、《明報》。
羅冠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三年級生，曾任嶺南大學學生會署理會
長(2014-2015)，現任學聯秘書長，曾於雨傘運動時代表學聯跟政府對話
鍾禮謙:
自二零一二年六月起加入學民思潮，現為秘書處主席。剛剛於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完成應用社會科學(社會學與文化)副學士學位。九月即將入讀香港城市大學修讀公共政策及政治。
